陕西科技大学副教授杨素秋到西安碑林区挂职一年，主持西安碑林区图书馆的建设。图书馆的灵魂是书目，在确定图书馆书目的过程中，她遇到了各种潜规则和来自各方的阻力，关关难过关关过，最终，理想与现实得到了最大的平衡。

  今天夜读，来自近期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《世上为何需要有图书馆》，为我们呈现一步步搭建一座图书馆背后的故事。

  ▲ 西安市碑林区图书馆的门头。2021年4月，央视新闻频道采访杨素秋，称她为“公共选书人”（图/央视网）

  她是我来到这个陌生环境认识的第一个人，三十分钟之后，她换了个样子，站在桌前，双腿笔直，脚跟并拢，脚尖分开成精确的45度，膝盖合严，和我们初见时全然不同。

  半小时前她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跟我聊天，她做了环大学产业带，汇聚我区人才；她儿子在伦敦念建筑，前途明媚欢快。她熟练地圈点出自己工作与家庭的过人之处，拧成几个成功条款给我传授——如何与非公有制企业交流合作、如何帮孩子养成良好习惯、怎么陪伴青春期、申请国外学校有哪些窍门……

  她的淡妆、齐肩发、西服胸针、过膝合体裙、尖头高跟鞋都足够正式，但她的身体是松弛的，靠在椅背上，肩膀稍稍倾斜，手随意垂着，笑的时候咯咯咯，连带着腰部晃一下。

  随后，按照领导秘书说定的时间，九点整，一分不差，她带我下楼，敲开另一扇门。这个办公室更大，此刻她突然变得拘谨，调整脚尖的位置，绷紧身体，微微前倾，声音压低，她说：“书记，这是新来的挂职干部。”

  “书记”是这个院子里最大的领导。她迅速凝聚体态来面对他，我低头看看我自己，两只脚随意分开着，暂时还不太习惯那么凝聚。作为陕西省第七批博士服务团的一员，我就这样走进了西安市碑林区委区政府的大院。

  “陕组通字[2020]41号……为进一步鼓励引导博士人才向基层一线流动，助推地方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，现就开展我省第七批博士服务团人选推荐工作通知如下……”

  我在陕西科技大学教文学和美学课程已近十年，每年收到类似消息，逐行认真阅读却还是第一次。

  我的工作是分析小说、诗歌和绘画，把内心的激荡传递给学生，在词句和理论中度过大部分时光。特别难找到比这更加愉悦的职业，但我有时会想：除了教书，我能不能走出校园，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？我对于官场的想象来自于小说和电视剧的构建，真实的各级政府究竟是怎样运作的？在服务地方的过程中，我要如何和老百姓们交流？这些事情我都有兴趣去体验。

  往年，政府的坐班制与我幼小的孩子形成矛盾，只能作罢。今年则不同，孩子大了，我能够尝试更繁忙的工作。我发现文件附表中有个单位离我家只有两公里，而且与我专业相近。如此合适，便不必再等待，立即提交申请——拟挂职岗位：西安市碑林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副局长（不服从调剂）。

  经过筛选，省委组织部在初秋公布名单，全省五十余名博士去往政府和国企的各个岗位挂职锻炼：农业、交通、医学、航天、能源、投资、环境、金融……以及我所在的“文化和旅游体育”部门。

  这个部门是怎样，我还不清楚。我见过书记之后，组织部长找我单独谈话，他说这个局有两位副局长病休，特别缺人手，因此急需挂职干部帮助。他还说，领导班子要团结，最好还是不要议论病休的同志。“组织对你充满信心，欢迎你来到我们这儿，放开手去干！”

  我来到的这个大院处在市中心西南侧，离西安的标志建筑“钟楼”不过数百米。政府门口的小街叫“南院门”，西安城里类似的地名还有“北院门”“书院门”“贡院门”等。我查找资料才知道，“南院门”指的是“南面的衙门”，也就是说这个院子自古就是官府。我没有想到，自己偶然选岗，却进入了一座有着响当当历史的衙门。清代初期的川陕总督行署和民国时期的陕西省议会、省党部等都曾占驻此地。建国后，陕西省人民政府、西安市委也曾在此处办公。

  这个院子的风貌配得上它的历史，藤萝与松柏轻绕，银杏扑闪着绿叶，房屋大多古朴，灰色的雕花配上大屋顶，像是苏联建筑和中国古典建筑的合体，听说是1950年代设计的。2011年，西安市委搬迁至北郊的凤城八路，把这块宝地给了碑林区委区政府，碑林区又把文旅局安排在了院子的入口处。

  初到局里的第一天，我握了几十双手。走廊里的棕红木门依次打开，工作人员从办公桌旁起身，介绍自己的姓名，伸出手来。年轻人笑容浓一些松一些，年长的人笑容淡一些紧一些。有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例外，他的笑容非常谦恭、礼貌。后来知道，他是办公室主任，姓栗。

  每个人提到办公室主任都会跟我说两句话：第一句 “他可是陪过五任局长的人”。这句话是褒义，意味着他经验比较丰富，干这个岗位至少十几年。他一定办事妥帖，审时度势，能取得每一个新任领导的信任，不被换岗。第二句“可惜他学历是中专，身份是工人，要不然，早提拔了”。这句话里全是惋惜。五任局长陪下来，他已经成了整个政府大院所有办公室主任的标杆，却始终没上升空间。接下来的一年，我充分认识到了这两句话的含义。

  我坐在自己桌前，身后是窗子，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。右边的文件柜遮挡着一张堆满杂物的单人床，浅黄色格子花纹棉布盖住杂物，鼓鼓囊囊。那是病休副局长留下的东西，我不能动。我在想象“文化和旅游体育局副局长”的第一份工作任务应该会是什么，栗主任带着充足的笑容进来，手上拎着一只军绿色的帆布行军床，抱歉地告诉我午休只能这样凑合。他向我示范打开和折叠床的方法，然后依次交给我饭卡、钥匙、鼠标垫、WIFI密码。

  第二次进来时，他手上拿了几个文件夹，说：“素秋局长，这是您今天要批示的。”

  批示？这个词听起来架势很大的样子。这简直是始料未及的工作，我完全不知道我这样一个小小芝麻官还需要批示文件。这些带着红头的白纸黑字，叠放整齐，落在我的桌上，等待我的笔迹。

  “批文件”，这是一个“副局长”到岗的第一件事，此后也将成为我每个早晨的第一件事。每份文件的抬头部分都有栗主任写的几句话，字漂亮，开头一般是“建议某某科室按照某某方式办理”，结尾分为三种：

  阅，这个词，我见过，我批改学生作业的时候会用。但是，阅处，阅示，完全陌生。我三十多年的词汇库里没有这两个词。我认识这几个文字的表象，却完全不知道背后的含义。我要根据这几个陌生的词汇，对这些文件做些什么事？

  栗主任教我：“在你的名字上划圈圈，是最轻的，表明这事儿你知道了。签一个字儿‘阅’，加重语气，表明你阅读过了。‘阅处’，那是上级领导批给你的，你要拿出具体的方案做答复。‘阅示’，那是下级请你指示的，你告诉具体科室该怎么做。”

  在我完全不懂工作的时候，我不可能做出正确的“批示”，前三天的“阅处”“阅示”，我都得请教栗主任，我该写些什么内容。我首先得认识科长的脸，再和他们交谈，然后再“批示”。

  我几次推门去文化科都走错了。所有的办公室都相似，暗红桌椅，黑色沙发，还有墙壁，墙壁都是空白的。我从前的单位不是这样，我们是设计艺术学院，我们活泼。每层走廊设置主题色，三层是鹅黄，四层是嫩绿，五层是淡紫吗？我记不清了。学院办公室墙上骄傲地展示学生们的漫画涂鸦，桌上有泥塑和石膏人像。

  现在我独自拥有一间办公室，可以按自己的意志装修。我买了电影海报——王家卫《花样年华》和是枝裕和《步履不停》——色调尽量柔和一些。透过柜子的玻璃门看得见里面的杂物，我想用纸挡起来。白纸太严肃，我把带植物花草的皱纹纸像糊灯笼那样糊上去，其实也算不上好看，甚至有些不和谐，但是我就是害怕那种整齐划一的肃穆影响我坐在这里的心情。房子里添一点颜色进来，这里的气氛就软一点，否则是硬的、冷的。

  局长走进我的房间，看见海报和花纸，愣了一下，没说什么。那我就能搬更多东西进来，我有一个灰粉的袖珍花瓶，还不如一只柠檬大，它撅起豌豆大的小嘴，只能插一柄花叶进去。我还有一个粗朴的茶碗，摆上桌子，是个装饰。

  现在我的办公室有自己的性格爱好在里面了。这黑白里的一点彩色，不知道会不会太出格。

  碑林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有九个科室，我管四个：文化科、文化馆、旅游科、图书馆（规划中）。

  文化科、文化馆，这两个部门只有一字之差，二者工作有什么分别？按照文件的定义，文化科负责社区文化建设、文化产业、文物，还要作为“文化馆图书馆的上级主管部门”协调工作。这抽象的描述连轮廓都勾不出来，我不知道我可以具体地做些什么。

  文化馆长冯云额头没有一丝碎发，全部听话地汇拢至脑后，形成圆团发髻。发髻之大，令我羡慕。她的眼线眉毛和睫毛都隆重，混身上下有闪烁：耳饰是镂空蝴蝶，鬓角栖一朵刺绣团花，手腕嵌丝银镯翘起树枝幼果。四个科室负责人里，只有她把上月工作和下月计划逐条列出，一目了然。也只有她带来的资料是彩色的，风筝、古琴、剪纸、布糊画、彩绘陶俑的照片表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（以下简称“非遗”）方面的活动归文化馆“管”。她的衣着里，有对这份工作的亲近。

  旅游科主管景区。我们辖区最有名的景点是碑林博物馆和西安博物院（小雁塔），那我是不是能够请教有关书法的事儿？或者可以经常看展？我喜欢看展。旅游科长尴尬地笑了笑：“不是您想象的那样，您以后就知道了。”

  图书馆长已经任命，但是工地还没动工。她暂时负责为“全域旅游”整理文件资料，需要我提修改意见。“全域旅游”这个词我没听懂，可是文件我看到了，有几十箱，从地面摞到我胸口那么高。

  总之，除了“非遗工作”十分明确之外，其余工作我都迷茫，打算用两周时间搞清。但是科长们说，两个周太短了。

  我研究他们带来的文件，想象未来可以做什么，写了几页笔记，去给局长汇报：“非遗”不能只是名号，要动起来。老字号餐饮要创新，可以组织餐饮行业的优质培训课，请北上广的专业团队来讲经验。官方微博语言要活泼，才会有流量。建议请历史方面的大V做讲活动，比如于赓哲马伯庸。辖区内的相声团体“青曲社”苗阜王声已在业内很有名气，可以多联合他们做活动。碑林博物馆周边区域既然在拆迁扩建，那就趁势将街区商业模式做大致规划。原有的文房四宝店铺已经相当成熟，若能在书、画之外加上琴、棋，古代文人书案的美学元素就齐了。再加入茶、花、香、食的店铺，生活美学与此交织，这个商区也许更有特点。碑林博物馆可以做少儿旅游特色服务，不单单是靠研学公司来完成，内部要提炼适合少儿的知识载体和活动设计。用动画片复现碑刻过程，再加入VR（virtual reality,虚拟现实）体验。对残障人群，除价格实惠外，我建议再提供一些特别服务。比如给听障人士专门派手语讲解员，每月一次义务讲解博物馆……

  局长微笑着听我说完，称赞了我的工作热情，然后告诉我，我所设想的这些，统统不归我们管，我们局没有这样的权限。至于我们局到底管什么，再过几天我就明白了。

  下午，我和文化科长一起出门办事，去给文化馆的“社区服务点”揭牌。走出南院门向左拐，不远处有一座石雕牌坊，上书“德福巷”，这条巷子在西安有些名气，汇集茶楼、酒吧与咖啡馆，晚上比较热闹，白天倒没什么人。进入德福巷再拐个弯，路西的一栋小楼就是社区中心，腿有疾患的社区书记忙活着，跑上跑下，一块红绸缎覆在路边的牌子上。

  社区干部不认识我，抬了抬眼皮，把头偏到一边去。文化科长说：“这是我们新来的杨局。”干部连忙和我握手。仪式开始，工作人员五六名，摄影师一名，群众，无。有人给我准备了讲话稿，可是没有听众。我不太清楚我讲话的意义——在街边对着五六个人念稿子，然后等待他们鼓掌？不，我没有必要这样。我说：“我不讲了，直接揭牌吧。”摄影师稍微愣了一下，他请我不要那么着急，让我先把手放在红绸缎附近，方便他对一下焦：“您揭的时候动作一定要慢，这样我可以多照几张，挑选。”我听从他的建议，红绸子缓缓地落了下来。

  这里有少儿手工免费课，志愿者常来服务，可惜的是社区每天下午六点准时下班，没多少孩子过来。社区图书室里有几个书架，以野史为主，也不乏农业栽培健康养生。这些书脊的字大得突兀，像是挣破眼球的眼珠，上面标明的出版社我全都没听说过。我特意看了看儿童书，单独看名字没问题，《唐诗三百首》《安徒生童话》……打开一翻，装帧彩绘简陋，译文删减乱改，一塌糊涂。

  我暂时不敢表态，因为我不清楚这个事儿归不归我“管”。事实上，我还没闹清楚我的工作岗位和社区的关系。我自出生以来的三十多年一直在校园，生活里没有“社区”这一级组织的概念。街道是什么？社区是什么？哪一级别更高？文旅局能管社区吗？我关于党政基层组织的常识实在太贫乏。

  这时我接到栗主任短信，请我回去，在机关楼前的喷泉附近乘车，与各个局的领导们前去碑林博物馆改扩建的拆迁工地检查工作。我有些困惑，拆迁不应该归我管，那是住建局或者环保局和发改委的事儿，怎么需要我去？

  返回大院，上车之后我紧贴着车门坐，车上没人和我打招呼。我四肢缩紧，看着窗外。每到一站，究竟应该给领导把车门拉开，在车下等待领导下车？还是该端坐着，让领导先下？我不确定哪个是正确答案，只有原地装傻。几站之后，秘书坐到我的位子，他帮领导拉开车门，自己先下，然后在车下面做出“请”的手势。哦，这是标准答案。

  工地的景象让我吃惊，离市中心五百米的地方竟然有这样的房子，拆迁的棚户、蛛网、洼地、破椽烂瓦，小巷里铺碎砖，踩一下，咕叽冒出黑水，我后悔穿了好看的皮鞋。窗玻璃碎了，艳红被褥卷起来挤在木板床上，露出灰棉絮。草丛间晾晒布鞋，证明有人在这住。一处民国老房早已空置，灰尘漫过脚面，院内艾蒿齐腰。石砖上的雕花下了些功夫，我凑到跟前去看纹样，突然有人跟我说：“这一户的情况，你们局的材料写好了没？”我完全不知道这一户和我们局有什么关联，像是小时候忘带作业被老师抽查。我看着他，他的花白胡茬没那么齐整，连带的表情也不那么正式，好像只是在和我聊天，并不是特别需要我特别地回答，我这才放松了些。

  这里的领导们大多穿衬衫或者翻领拉链夹克衫，只有他穿着暗红条纹T恤和牛仔裤。他没刮胡子，双手指甲长，衣领乱皱。这样的形象出现在队伍里，显得有一点不合群也不积极，他的年龄又偏大，也许仕途不如意吧。开会讨论时他不讲大词，比较平实：“本周情况好转，动迁队能进群众的门了，能有人倒杯水了。”

  今天，全车人只有他主动和我聊天，问我从哪里来，有没什么不适应。我心里有点感谢他，以后开会再遇到他，我也要主动和他说话。

  他似乎是一个不在意等级的人。在官场想要不在意等级，就像在家长群坚持不给孩子报补习班，在高校不重视经费职称名号，都比较难。也许一开始有锐气，久而久之，或被洗脑，或被排挤，或被利益诱惑，免不了从众。若走一条人少的路，在官场为群众尽力发声，在家长群里关心孩子的求知欲和快乐，在高校里专注知识和学生，那得内心笃定，才扛得住颠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