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穿西装要人穿衣，不让衣穿人；要远看、近看，站着看好看，走起来好看，这才‘灵’。”最近，电视剧《繁花》热播，备“行头”时，男主角“宝总”请宁波红帮裁缝定制了一套套西服，气质瞬间从街头青年转变为优雅绅士。剧外，红帮裁缝也再次成为各方的焦点。

  红帮裁缝技艺又称“奉帮裁缝技艺”，发轫于清末民初。红帮裁缝发祥于宁波的“奉化江”两岸，两字声韵相近，“红”即奉化的“奉”。

  清末民初，帝国列强大举入侵，在沿海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里洋人簇拥、洋行林立，一时间，西装在洋行职员乃至富家子弟之间猛然兴起，成了身份和财富的炫目标记。于是，一部分迫于生计的本帮裁缝（中式裁缝）不得不放弃长袍、马褂、对襟衣，改做西服。当时，国人称外国人为“红毛人”，为外国人服务的行业都要加上“红帮”两字。“红帮裁缝”的称谓由此而起。

  红帮裁缝依赖自身的手艺，借鉴西方的工艺，在量、算、缝、试中运用刀功、手功、车功、烫功和“推、归、拔”原理，久而久之总结了西服工艺的九个势、十六条标准，成为中国裁缝的经典理论。

  在国务院公布的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，红帮裁缝技艺榜上有名。

  1896年，奉化人江良通在上海巨鹿路405号创办了国内最早的红帮服装店——“和昌号”。

  1904年，奉化红帮裁缝王睿谟在上海开设的“王荣泰西服店”，应革命志士徐锡麟之请，全部用手工工艺，制作了一套西装。这套西装采用的是中国人自己生产的面料，能够说是中国服装史上第一套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式西服。

  1905年，孙中山先生在横滨组织同盟会。“同义昌”呢绒洋服店的张方诚等人根据孙中山、黄兴等人的意见采用西装裁剪和缝制技术，以日本士官服为原型，改制设计了早期的中山装。虽然这套中山装不同于后来的形制，却迈出了中山装成为 “国服”的第一步。辛亥革命后，孙中山先生又让上海的红帮名店“荣昌祥”经理王运才对中山装做了部分修改。此后各地裁缝以这套服装样式为“母本”，开始缝制中山装并逐渐普及。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时期，中山装被视作“国服”，风靡全国，经久不衰。

  1933年10月，红帮裁缝顾天云在上海编写、印行了我国第一部西服专著《西服裁剪指南》，这在中国服装史上，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。

  1946年5月由“荣昌祥”呢绒西服号王宏卿、“汇丰”号王继陶、“宏泰”号顾天云、“星星”号王星仲等34位名店经理发起，正式筹建“上海市私立西服工艺职业学校”。该校的办学宗旨十分明确：“以提倡职业教育、培养西服工艺为主旨”，学校学制3年，其中一半时间在校学习理论，一半时间到会员店实习，理论与实践结合，培养实用型人才。

  裁制中国第一套西装、第一套中山装，开设第一家西服店，出版第一部西服理论专著，创办第一家西服工艺学校……红帮裁缝就像是“别人家的孩子”，在中国近现代服饰改革这门“专业课”上，交出的是一张近乎满分的“成绩单”。

  不少人在看过《繁花》后，都想来一套“宝总同款”，最近，宁波奉化王兴昌洋服店的电话，成了同款西装预定热线。

  “你跟我说话这会儿，微信上有好几个人，在跟我定制胡歌同款法兰绒西装。”王兴昌洋服店的老板王小方和记者说，这几日他的电话都被“打爆了”，“宝总”同款西服订单更是排到了春节后，还有不少人远道而来定做不一样款式的西服。

  王小方是王兴昌洋服的第六代掌门人，店里一共七八个师傅，一年要做两三百套西服。来订做西服的客人有男也有女，王小方一般会先跟顾客沟通，了解对方是从事什么工作的，需要穿西服的场合是怎样的，然后根据自己身形来推荐面料。

  今年40多岁的黄振岳也是红帮裁缝。他是江苏人，16岁开始到上海一家洋服店学手艺，他的师傅姚建中的爷爷就是较早一批到上海滩的红帮裁缝之一。“虽然宝总同款西装很火，但能穿出胡歌这样效果的不容易，特别是剧中出现的双排扣的英式西装，很挑人，没有美式西装宽松，穿起来会更合身。”黄振岳说，穿西装很讲究个人身形，像双排扣款式的就更适合身形高瘦一点的人来穿。

  在黄振岳看来，“‘红帮’的灵魂就是纯手工，归、拔、粘衬这几道工艺都是必不可少的，归拔可以使服装更好地符合人体曲线的形状要求，粘衬可以让服装的轮廓更加立挺。”

  红帮业内曾流传着这样一句话，“加工足料，精工细作，永不走样”，这是他们对顾客的承诺。

  红帮裁缝严格按照“量、裁、试、改、做”的工艺操作的过程进行西服制作。一件西服的定制周期，一般是15天起步，其间还要经历两次试穿和调整。拿试样来说，要想做出来的衣服最贴合顾客的身形，很难一步到位，必须试穿半成品。常规的试样分“毛壳”“光壳”两次，难度大的，则需要四五次。

  “客人来了，穿上西服后，‘哦哟’一记，说衣服‘赞’的，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享受。”徐俊馥工作室负责人、已经做了60多年裁缝的徐俊馥说。

  “以前单单一条南京路，定制西装店几十家，门前要排号，有人早上三四点钟就来排队。现在选择多了，销售模式也变了。”徐俊馥工作室负责人的另一位负责人陆庆东说。守着一家小门店，遵循红帮裁缝的传统，以“前店后工厂”方式手工制作西服，这种模式在如今的上海已经不常见。

  “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是宁波红帮裁缝的后代，已经五六十岁，不少人都回乡了。学这行不容易，关键要坐得住，这根针要捏得牢。等我们老了，做不动了，谁来做这个行当？它的传承是很吃力的一个问题。”陆庆东期待，电视剧的热播能带动更多人关注红帮裁缝，把凝聚几代人心血的手艺传承下去。

  荣昌祥在王冠捷的父亲王朝阳手中已是第五代，95后王冠捷作为新生代红帮裁缝，也一直在思考着百年工匠精神如何延续时尚传奇这一传承使命。

  “我们主要经营外贸出口、线上电商以及高级定制三个业务，高级定制是我们从始至终在坚持在做的。”宁波荣昌祥服饰股份有限公司高定部门总经理王冠捷介绍，企业成立高定车间20多年，目前，高定车间产值一年能够达到6000件。

  保持初心的同时，“荣昌祥”也在不停地改进革新。“我们高定车间的师傅通过三年的研发跟实验，还研究出了一种新的技术——面料冷热处理技术，经过这种技术处理后的西服，能机洗，不缩水。”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，更多供选择的面料，更精确的量体，更精湛的技艺……给顾客带去兼顾美观度与舒适度的西服定制体验。

  “工业化时代让成衣进入到了批量化、规模化生产阶段，但是仍然有不少客户坚持在定制西服。”王冠捷说，“服务诚恳周到、技艺精湛，我们也将把这百年红帮的技艺和精神继续传承和发扬下去。”

  在王小方看来，除了科学技术创新力量的加码外，红帮裁缝的“时尚”还体现在民众可观、可感、可触、可用的日常生活中，展现在联通世界的审美认同中。

  尤其是近年来，在传统服饰定制业务的开发上，王小方还拓宽了中式男装、女士旗袍等领域，还主持设计了国风主题的运动服。

  “以我身上的改良中山装为例，其设计还融入了奉化的桃文化，更接地气，也具有传统美感。”王小方表示，近年来，随着文化自信心增强，慢慢的变多的人开始关注传统服饰，并且愿意购买和穿着它们，这也让他有了设计动力。

  一边是工匠精神的传承，一边是科学技术创新的“加码”，如今，通过二者紧密“缝合”，红帮裁缝技艺正慢慢鲜活起来，延续着独属于自身个人的时尚传奇。

  “敢为人先、精于技艺、诚信守诺、勤奋敬业”，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红帮文化研究所所长冯盈之对“红帮精神”给出了定义，时隔百年，这种精神仍熠熠生辉。

  “宁波装，妆天下”，改革开放以来，传承了“红帮精神”的新时代红帮裁缝大展拳脚。杉杉、雅戈尔、罗蒙、爱伊美、太平鸟等一大批服装巨头在宁波应声崛起，常年位居销量榜前列。

  如何把“红帮精神”传给“新红帮人”？在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，红帮文化的传承是一所——成立红帮文化研究所；是一课——开展红帮文化课教学；是一廊——在校园中搭建红帮文化展示的平台；是一坊——依托中国-中东欧国家职业院校产教联盟，红帮服饰技艺工作坊相继在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落地，让红帮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。

  一直以来，宁波格外的重视服装产业高质量发展，将其作为6个千亿级产业集群之一来打造。目前，宁波拥有规上企业860家，上市公司9家，国家级单项冠军企业6家，已形成纺织纤维、高端面料、服装、装饰、机械装备等门类齐全、技术先进的产业体系，总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。2023年1至11月，宁波时尚纺织服装产业规上企业产值达1153.7亿元。

  从1997年开始，宁波服装业的繁华催生出了“宁波国际服装节”，已举办27届。传承着“红帮裁缝”技艺与精神的宁波人，引领着这座城市和这个行业步入新时代，“全球智造创新之都”“东方滨海时尚之都”正在加速崛起。